歷史的發(fā)展是延續(xù)而不可中斷的。公元1000年前的文化倒退，使天主教僧侶同時兼有知識階層與神王祭祀的兩重身份，從而也融合了文本制作與儀式音樂兩種基本技能，而從11世紀開始的“新歐洲”逐漸向15世紀“文藝復興”再次超越的過程中，又正是這種奇特的“返祖”現(xiàn)象為文學作品意識重新滋長之后的教士“文人”以文本化的思維創(chuàng)造音樂預備了技術條件。“文人音樂家”很自然地將運用文字創(chuàng)制詩歌的方式帶入到音樂生成領域，最終催生了“新藝術”時期發(fā)達的音樂文字系統(tǒng)——有量記譜法，從而在人類歷史上非常罕見地造成了音樂音響的精確的視覺符號化，并使“作曲”成為了一種音樂實踐，“作曲家”這樣一個就藝術創(chuàng)作思維來說與文學家高度近似的群體，正是從中世紀知識階層的儀式音樂制作活動中濫觴的。[119] 如果說，真正的作為實踐“音聲”的西方音樂的源頭是來自于“逆向軸心突破”后出現(xiàn)的宗教音樂，那么我們就應該注意到這種音樂的實踐和理論出自一個具有“文化返祖”特性的知識階層之手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使得教士比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得以更為緊密地與儀式音樂實踐相結合;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前者可以將“文人”的作品觀念憑借知識階層所獨有的文本書寫手段置入到他們每日詠唱的圣詠中，并且在將音樂與文學文本的產生過程再次融合之際，在將儀式音樂的素材娛樂化、藝術化的同時，也將這種被娛樂和藝術化的音樂文本化和作品化(這方面，經文歌在13世紀的出現(xiàn)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由此，西方藝術音樂的幾個基本特征就全部具備了，并且在文學與音樂的實踐第二次分離后仍然保存下來。[120]

　　[1] 本文刻意避免了使用“知識分子”(intellectual)這一在現(xiàn)代中文語境中具有強烈的現(xiàn)代和西方特質的術語，而改用比較中性化的“知識階層”(在英文中可以表述為：“intelligentsia”或“intellectual stratum”)這一概念，以突出對于具有前現(xiàn)代社會特征的中國士人和西歐教士的比較研究。具體分析詳后文。

　　[2] 在本文的論述范圍中，“天主教歐洲”、“西歐”或“西方”的地理界線，指的是在“穆斯林、拜占庭和斯拉夫三大集團包圍中”的“羅馬-日耳曼世界”。這與以地中海為中心“古代西方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而我們需要注意，“歐洲”這一概念就其比較接近現(xiàn)今的用法而言，其起源卻不是在古代，即“按照該詞的這種含義——其歷史內容極為豐富——歐洲形成于中世紀早期。嚴格意義上的封建時代開始時，它已經形成了。”(參見：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上卷】，張緒山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30-33頁以及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歐洲認同在中世紀早期的構建與當代挑戰(zhàn)”，吳愁譯，《文匯學人》2016年6月4日)。

　　[3] 卡爾·雅斯貝爾斯：《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李雪濤譯，華東師范大學初版社，2018年。雅斯貝爾斯提出這一歷史哲學的重要觀念，是基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文明遭遇深刻的精神危機的思想史背景，努力以全球性的歷史觀念批評“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并反思自啟蒙運動以來成歐洲知識體系支柱的“進步史觀”而得出思想結晶，對“二戰(zhàn)”后的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雅斯貝爾斯看來，“軸心時代”為“人類以后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并樹立了標準。而科技時代則一方面是對軸心時代所取得成就的進一步發(fā)展，另一方面又為新的軸心時代的突破進行了必要的準備。盡管如此，在科技時代人類并沒有找到新的歷史意義，人類的第二次突破，還有待于進一步的努力。”(李雪濤：中譯本“解說”，前揭，350頁。)

　　[4] 維爾納·叔斯勒：《雅斯貝爾斯》，魯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167頁。

　　3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華書局，2014年，8-9頁。

　　[6] 參見前書“代序：中國軸心突破及其歷史進程”，1-62頁，該序言中的理論思考對本文的寫作有很重要的啟示。

　　[7] 對此，余英時有言：“我自早年進入史學領域之后，便有一個構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歐)文化系統(tǒng)對照之下，怎樣去認識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特色。……在世界上幾個主要的古老文明中，中國的文明體系獨以長期的持續(xù)性顯其特色。……在這三千多年間，變化起伏雖然大而且多，但中國史的連續(xù)性與歐洲史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中國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tǒng)，終于會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預設之一。”(《方以智晚節(jié)考》(增訂本，三聯(lián)書店，2012)，5-6頁)

　　[8] 相對于原來羅馬帝國的拉丁化地區(qū)，希臘化的東部地區(qū)在5-7世紀之后所經歷的動亂與沖突要輕得多;東羅馬帝國盡管也經歷了基督教化的過程，但古典文化的保存狀況卻比西部要好得多，對古希臘哲學和經典的傳習從來就沒有中斷過，而且在伊斯蘭文明興起后，這種傳承又從拜占庭人接續(xù)到阿拉伯人那里。甚至在東羅馬帝國滅亡之后，“雖然它的高水平的文化沒有使其統(tǒng)治長盛不衰，但是它的語言、文學、教會和精神傳統(tǒng)在奧斯曼帝國得以延續(xù)下去。”(沃倫·格里高德：《拜占庭簡史》，崔艷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60頁。)總體而言，在東地中海地區(qū)，天啟宗教與古典異教文化是和平共處的，也沒有任何原始狀態(tài)下的破壞性力量改變這種文明的自然發(fā)展進程。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在大一統(tǒng)的羅馬帝國解體后的東正教世界并沒有出現(xiàn)一個“逆向軸心時代”，也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中世紀”。